導言：
一筆法律上生效的融資租賃業(yè)務，擔保方為A股上市公司，但未經股東大會同意，這筆擔保是否有效？《保證合同》在公證處做了強制執(zhí)行公正，擔保又是否有效？承租人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雙方有大量的互保，這個擔保協(xié)議又是否有效呢？本期案例解析為您詳細解讀。

一、1億元的售后回租

2017年6月，X嘉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租公司”）與四川升達林產工業(yè)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升達集團”），及其全資子公司廣元升達林業(yè)產業(yè)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廣元升達”）簽署了《融資租賃合同（回租）》，具體方案如下：

1、承租人：升達集團、廣元升達聯(lián)合承租人

2、租賃物購買價款：人民幣【壹億】元整

3、租賃期限共18個月

4、租賃物詳見《租賃物清單》（本文未附）

5、租賃利率采用固定利率，為9%每年

6、租金每季支付一次，共分6次支付，期末后付。

7、本金于租賃期滿一年時支付2000萬元，剩余8000萬元本金到期一次性支付。

8、擔保：四川升達林業(yè)產業(y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002259.SH）（以下簡稱“升達股份”）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以及兩個自然人提供連帶責任擔保。

2017年7月嘉租公司與升達股份簽訂了《保證合同》后，嘉租公司于2017年7月分兩筆共向升達集團支付融資租賃項目款1億元。升達集團向嘉租公司支付了3期租金（每次225萬元）后就違約了。
2018年11月，嘉租公司向升達集團、廣元升達發(fā)送《關于宣布融資租賃合同提前到期的函》。宣布《融資租賃合同》提前到期。并要求5日內一次性償還全部本息。

2018年12月，經嘉租公司申請，升達集團、廣元升達等為被執(zhí)行人，北京市長安公證處出具了執(zhí)行證書，審查認定《融資租賃合同（回租）》及相關附件、廣元升達的《抵押合同》、《保證合同》，均經該處公證并賦予強制執(zhí)行效力。（升達股份未參加公正）。

嘉租公司拿著公證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zhí)行。該院于2020年2月做出執(zhí)行裁定書，表明輪候凍結的股票等資產都被其他訴訟案件執(zhí)行處置了，升達集團、廣元升達沒有資產可供執(zhí)行處置，也沒有其他可供執(zhí)行的財產線索，因此執(zhí)行終結。

二、北京第三中級法院的邏輯

雖然從升達集團執(zhí)行不到財產，但是嘉租公司并不是很擔心，畢竟還有作為保證人的上市公司兜底呢。為了保全資產，嘉租公司也是下了血本，一方面以風險代理10萬元+回款1.5%的代價請了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同時，花了21萬多元向太平洋財險申請了一張1億多元的財產保全擔保。查封了升達股份名下兩處天然氣公司的股權。

2019年嘉租公司與升達股份在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簿公堂，一審雙方爭議焦點，自然是嘉租公司與升達股份簽訂《保證合同》的效力問題，以及升達股份是否應當向嘉租公司承擔保證責任。

升達股份主張《保證合同》無效，理由是：

1、升達股份與嘉租公司簽署的《保證合同》違反法定程序和升達股份《章程》規(guī)定，未經股東大會決議且其從未發(fā)表對外公告披露涉案擔保事宜；

2、嘉租公司作為具有相關從業(yè)經驗的公司理應盡到審查義務，其對涉案擔保未經升達股份公司股東大會決議的情況是明知的、非善意的。

嘉租公司認為升達股份公司與升達集團公司構成相互擔保的商業(yè)合作關系，所以《保證合同》應該有效。

一審法院（北京三中院）審理判定《擔保合同》有效，具體理由如下：

1、相對人在接受擔保的時候，依法應當負有甄別法定代表人或公司代理人實施的擔保行為是否符合公司真實意思的注意義務。但在我國現(xiàn)階段，公司治理的現(xiàn)實狀況是管理并不規(guī)范，如果司法僅因公司沒有作出決議就認定公司不承擔擔保責任，不僅會擾亂已安定的公司交易秩序，也容易滋長公司惡意逃避擔保責任的道德風險；

2、在本案之前有判例表明，升達集團為升達股份提供擔保，判升達集團承擔擔保責任，雙方都沒有提出擔保異議，以此判斷雙方存在相互擔保的商業(yè)合作關系；

3、如升達集團確有濫用控股股東地位損害升達股份利益行為，升達股份可另尋法律途徑解決。

三、煮熟的鴨子飛了
升達股份不服一審判決，于2020年10月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雙方爭議的焦點與一審基本一致，升達股份補充提交了一組新的證據。

證據包括：升達股份實際控制人違規(guī)擔保的證據包括中國證監(jiān)會四川監(jiān)管局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應訴通知書及起訴狀，以及《擔保合同》簽署前后的股東會決議和對外公告，證明升達股份的擔保是違規(guī)的，且從未就提供本案所涉擔保事宜召開過股東大會，更未作出過授權本案擔保的股東大會決議或發(fā)布過公告。

證據還包括：廣元升達的動產抵押查詢結果，證明廣元升達作為承租人，從未為案涉《融資租賃合同（回租）》項下的租賃物辦理動產抵押登記。作為一家專業(yè)的融資公司，嘉租公司未要求承租人廣元升達就融資租賃的標的物辦理抵押登記、以確保自身債權的實現(xiàn)，足見其并非善意。

二審法院補充查了升達股份的《章程》，第四十一條規(guī)定：公司下列對外擔保行為，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六）對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lián)人提供的擔保。

北京高院判案的主要思路如下：

1、《公司法》規(guī)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 升達股份公司作為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是對外公開的，升達股份公司對股東提供擔保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既是公司法的要求也是升達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明文規(guī)定的。

2、嘉租公司沒有證據證明升達股份為升達集團擔保經過升達股份股東大會決議。嘉租公司與升達股份簽訂《保證合同》時，沒有審查升達股份的《章程》和相關文件，不構成善意。

3、《合同法》第五十條的規(guī)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超越權限訂立的合同，除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超越權限的以外，該代表行為有效�！鄙_股份時任法定代表人超越權限代表公司與嘉租公司簽訂的《保證合同》無效。上市公司為股東提供關聯(lián)擔保，涉及上市公司以及廣大股民的利益，關系到資本市場的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相對人應當負擔更高的注意義務。
4、無論升達集團與升達股份之間是否存在相互擔保的商業(yè)合作關系，均不能作為沒有機關決議的例外。故，嘉租公司依據《保證合同》主張升達股份承擔保證責任的訴訟請求，不應支持。
最終的結果是，撤銷了北京三中院的一審判決，嘉租公司與升達股份簽署的《保證合同》無效，駁回了嘉租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兩次法院的審理費用共計115萬元由嘉租公司承擔。至此，嘉租公司在這次訴訟中完敗。不僅沒有從升達股份得到融資租賃的本息賠償，還損失了律師費、保全擔保費、訴訟案件受理費等其他費用近150萬元。

四、案例點評
首先，從融資租賃商業(yè)模式說起，嘉租公司的這筆業(yè)務，主要是依靠第三方擔保，而不是對租賃物的把握，已經偏離了融資租賃商業(yè)模式的本質，使得融資租賃的商業(yè)模式更偏向于銀行等放貸機構的模式，這是舍本逐末。

這個案例中，嘉租公司居然未從升達集團和廣元升達執(zhí)行到任何東西，那么價值1個多億的租賃物哪里去了？從嘉租公司對租賃物就連基本的動產抵押登記都懶得做，不難看出，租賃物根本上就是象征性的，沒有任何的處置價值。最終難免自吞苦果。

其次，上市公司擔保無效的案例，升達股份（目前已經是“*ST升達”）僅僅是較近的一個。在此之前，2018年11月*ST工新的一起違規(guī)越權對外擔保案；2018年12月ST慧球違規(guī)越權對外擔保一案，北京高院和上海高院分別認定，上市公司公司無需為實控人違規(guī)指令上市公司對外提供擔保的行為承擔擔保責任。

第三、2019年9月《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俗稱的“九民紀要”）出臺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其編寫的九民紀要理解與適用中解釋該條規(guī)定時，明確指出“在上市公司的簽約代表未經股東大會決議，違規(guī)代表上市公司為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情況下，債權人并非善意，擔保合同必然無效，上市公司不承擔民事責任�！边@表明：在所謂的善意第三人和廣大的中小投資者之間，國家在司法層面上，選擇了切實保護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資者利益，以保障資本市場持續(xù)健康發(fā)展。

第四、在2020年之前，大量地存在著上市公司違規(guī)擔保，一度成為很多金融機構，特別是融資租賃、商業(yè)保理、供應鏈金融、普惠金融等新金融機構的主要展業(yè)模式。結合上述判例以及最高院對九民紀要的解釋，所有的金融機構，今后在業(yè)務的風控設置上，對于第三方法人主體提供的連帶責任擔保（特別是上市公司），一定要取得保證人提供公司內部權力機構的同意和批準，不能再存有任何的僥幸心理了。

第五、即使金融機構在其自行擬定的合同中，明確要求保證人的擔保必須是經過公司內部權力機構的同意和批準，但是這樣條款的約定，也不能免除金融機構按照公司法的規(guī)定應承擔的法定注意義務。除非有證據證明，保證人已經獲得了公司內部權力機構的同意和批準，包括對擔保額度的批準。